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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藏是一个不断求证历练的过程:每一位收藏家都值得尊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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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-4 18:0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


      在如何对待古董的问题上,眼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:一边是少数在文博系统工作的人员,他们坚持认为“民间文物稀少,仿品、赝品多多”;一边是为数众多的民间收藏爱好者,他们在承认存在古董造假现象的同时,也认识到近些年面世的古董艺术品浩如烟海,不能够像没有爹妈的孤儿一样流落街头、流失海外,必须先收藏起来。
而信息交流的多样性,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不再盲目相信所谓的一“家”之“言”了,面对某些“鉴定权威”们的错误的鉴定观点也不再沉默。近年来,杭州、北京两地法院受理的维权诉讼,反映出双方之间尖锐的矛盾。

       多年来,少数文物工作者和社会散兵游勇被人包装成文物鉴定“专家”,走遍大江南北,借助媒体向社会高分贝地宣传“中国现在收藏界的收藏品假的多,真的少”“高科技造假无所不能”,暗示人们“收藏真品找专家”致使大多数中国人看到文物就知道问“真假”和“值多少钱”,而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或被人为地扭曲解释,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。

       老百姓出于对政府媒体的信任,也就盲目地相信了所谓的“专家”,相信了古董值“钱”,收藏到一件就可以发财。于是,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雪球越滚越大,有人吹嘘说收藏大军近亿人。结果,凡是想着收藏古董就可以发财的美梦,必定一个个地破灭。因为一般人不明白古董是用来记录那段历史的,收藏古董是为了传承文化的,不是用来发财的这一道理。
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说:“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,只可以被认可。”这话用来说明众多的收藏过程可谓再贴切不过。比如,收藏家得到一件收藏品,照个别所谓鉴定“专家”的观点,这些藏品都是“不对”的,但是,收藏家不是着急的肯定或否定,他们潜心研究、调查、走 访、交流,寻找“专家”说的藏品“不对”的证据。结果,一次次的反复的实践,却无法找到支持收藏品为“假”的证据。所以,这反而证明了民间收藏的很多东西都是真品,而且不少还是非常精美的古代艺术品。

       过去,文物工作者对“某一件”古董艺术品的学术研究理论是没有错的,但是,如果把个别“理论”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去指导收藏,则是违背逻辑学原理的。拿馆藏文物作为“标准”去衡量任何一件类似的收藏品,必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。因为古董多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工制作的艺术品,没有一模一样、没有差别的两件瓷器、两幅书画、两件玉器。

       面对一件古董艺术品,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,但是,理解深度和自己的学识审美水平以及能力相关,“看法”也不是证明古董本身真品赝品的证据。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某古董艺术品为 “假”,那么,实际上它就是被证明为真,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科学原理。

每一位收藏家都值得尊敬


       收藏,不仅是个人为兴趣而做出的行为,更是一种能影响社会的做法。为什么说收藏家最值得尊重,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,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。
1948年,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为了避免国宝《游春图》流向海外,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——似园,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《游春图》,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。当时,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,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,他说:“东西在我的手里,就是在国家的手里,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,一定上交国家,无偿捐献!”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,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,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。
1948年,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为了避免国宝《游春图》流向海外,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——似园,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《游春图》,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。当时,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,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,他说:“东西在我的手里,就是在国家的手里,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,一定上交国家,无偿捐献!”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,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,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。
   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,先后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赠给国家,数量达3900余件之多。徐熙、董源、范宽、唐寅、沈石田、王石谷、赵之谦、金圣叹、任伯年、虚谷、吴昌硕……中国书画史上众多名家的名品,都在其列。已被上海博物馆、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徐熙的《雪竹图》、五代董源的《山水图》、宋代范宽的《晚景图》、清代王石谷的《陈元龙竹屿垂钓图》等,都是稀世之宝,撼世之作。
将心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两位,朱文钧,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。1953年,朱文钧夫妇嘱咐其子朱家溍,将其毕生心血706种碑拓全数捐献给国家。这些碑拓从东周的石鼓文以下,包括了以后历代的法帖在内,多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拓本,字迹清晰,均是碑拓中的上品。在此以后,又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,将全部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,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。

       华侨收藏家周锐在庆祝他旅居美国旧金山60周年之际,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。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壶而闻名海内外的许四海,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壶名师邵大亨的杰作“大亨壶”。一位外国人欲出7万美元购买。许四海却婉言笑道:“这是中国人的宝贝,我收藏它并不是为了出售,你就是出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动心。”

       也许在在惟利是图的人看来,这几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识财务的大傻子,哪有手握价值连城的珍宝,不待价而沽、转手谋利却无偿地捐出去的道理。这恰恰说明了收藏家与大多数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区别在于:前者是“藏物”,后者是“藏钱”。对于以上几位收藏家来说钱并不重要,个人的得益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对藏品有利,怎样才能让那些珍贵的文化化遗产发扬光大,正如张伯驹曾在《丛碧书画录序》中所写的:“予生逢离乱,恨少读书。三十以后,嗜书画成癖,见名迹巨制,虽节用举债,犹事收蓄。人或有訾笑焉,不悔。”“予之烟云过眼,所获已多。故予所蓄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上,世传有绪,则是予所愿也!”在这短短数语之中,张伯驹先生明确地表示,他收藏书画的目的,是使这些珍品永远保存在国内,防止流失到海外,世世代代传流下去,供后人鉴赏。至于他个人,只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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